|
1979年6月26日，我作为河南日报派出的援藏新闻工作人员到西藏日报报到后，报社分配我和成都日报派出的援藏新闻工作人员陈忠传一起，到地处藏北高原的纯牧区那曲地区（现为那曲市）记者站当记者。 7月下旬，时任那曲地区记者站站长的张志新把我俩带到了记者站。到记者站后，张志新帮助我们安顿下来，向我们介绍了那曲地区的一些基本情况，带我们与地委宣传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见了面，拜访了地委和行署主要领导。之后，他便带着陈忠传到巴青县采访了。临走之前，他对我说藏北牧区地广人稀，交通极不方便，到县里去要自己找运送物资的便车搭乘，下去采访一般半个月都难以回来。地区到各县都不通电话，通讯联络全靠电报，县以下的区、乡连电报也无法收发。他要我在他俩下乡期间，一要关注地委、行署的工作部署和重要活动，二是对报社安排的报道任务要承担下来，不要等他们回来。 8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西藏日报》采通部打来的电话，说报社编委会要求各记者站抓紧采写一些迎接国庆30周年的报道。编辑部拟出了一个作为必须报道的重点单位名单，其中有西藏自治区牧业战线的先进典型、样板那曲县红旗公社（现为门堆乡），报道内容由记者站根据实际情况自定，报道形式要写成通讯，要尽快向报社发回稿子。 放下电话，我找到地委宣传部分管新闻宣传的唐副部长，向他汇报了报社布置的报道任务，并请他为我完成这个报道任务想想办法，出些主意，提供一些帮助。可他听后却对我说，你根本不应该接受这个重点报道任务，你要完成这个任务难度很大。一是你到记者站还不到一个月，对牧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都还不知道，在内地又没有接触过牧区和牧业报道，对牧区的报道一下子能够上手吗？二是红旗公社虽不是偏远牧区，距离那曲不算太远，但也处在群山包围之中，草地上没有固定的道路，记者站和宣传部都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你如何到那里采访呢？再说，你要在红旗公社住上几天采访，还需要自己带上被褥、炊具、食品安排食宿，还得带上一个翻译，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这些困难，宣传部一时都难以帮你解决，你自己恐怕一时也难以适应。你还是让报社派个熟悉牧区情况的记者来采访，或是等张志新站长从巴青县回来后让他承担这个任务吧！听了他的这一席话，我心里顿时一片茫然。思来想去，觉得他说的虽然不无道理，但不可行。一是这是报社交给记者站的任务，不可能再派人来；二是不知道张志新和陈忠传什么时候会回来，万一耽误了报道怎么办？三是这是我援藏后承担报社安排第一个报道任务，如果打了退堂鼓，那不一开始就给西藏日报留下一个河南日报派来了一个不会采写稿子的记者的印象吗？为此，我决定硬着头皮承担这个任务，往前走，走一步说一步。车 到山前必有路，遇到什么困难就克服什么困难吧！哪怕是应付差事也要应付下来，只不过尽心尽力应付得好一些就是了。俗话说头三脚难踢，也许我踢开了这一脚，还会为今后的牧区报道踢开路子呢！ 采访从哪下手呢？我想到，既然红旗公社是全自治区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也应该是那曲地委和行署特别重视和关注的一个公社。于是，我到地委、行署办公室找到一些对这个公社比较了解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并请他们提供了一些有关这个公社情况的文字材料。听说地区畜牧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曾在这个公社蹲过点，帮助公社开展草原基本建设和推广科学养畜，就到畜牧局找到有关人员了解情况。之后，又到那曲县委、县政府，请县领导和一些工作人员介绍了他们所了解的红旗公社的情况。在从上面和外围间接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我开始考虑如何下到这个公社采访。恰在这时，《西藏日报》摄影记者王文泉来到那曲找到我，说编辑部派他到红旗公社拍几张照片供庆祝国庆30周年的报道使用。王文泉是个已在《西藏日报》工作了多年的老记者，我问他怎么到红旗公社去，他凭着在牧区采访的经验说，只有到路口截车，如有到红旗公社拉运东西的车辆就让人家捎带去，没有车就再等待。第二天一大早我俩就来到路口等着截车。运气还真不错，不一会过来了一辆要到红旗公社拉运畜产品的拖拉机，我们向司机说明情况后，司机答应把我们带上。拖拉机在坑洼不平的草地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了位于独莱山下的红旗公社所在地。那时，西藏人民公社一级机关都没有在编制的国家干部，都是不脱产干部，和内地的大队（村）干部差不多。在公社几间土坯房子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公社党支部书记布穷。王文泉虽然已进藏多年，可也仅仅能听懂几句藏语，布穷虽然接触汉族干部较多，又多次到内地开会和参观，见过大世面，可也仅仅能说几句简单的汉语。布穷好不容易弄明白我们的来意后，带领我们看了正在放牧的牛羊群、兴建的围栏草场、牲畜棚圈、酥油加工作坊，也到牧民居住点进入帐篷看了牧民的生活。这个公社只有500多口人，可面积几乎有内地半个中等县那么大。布穷带领我们看的也只是公社机关附近的一些地方。由于没有带翻译，也无法与牧民交谈。奔波了一天，王文泉倒是拍了一些照片，而我基本上是用眼睛采访，对这个公社留下了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象和感受，并没有获得可供报道使用的具体材料。 王文泉离开那曲后，我再次找到地委宣传部唐副部长，向他讲述了这段时间我为红旗公社的报道所做的工作，还是想请他帮助我能够到公社住下来采访几天。唐副部长见我铁了心要承担报社布置的采写任务，说是要帮助你住到公社采访确实还没有办法解决，不过他可以让宣传部汉语说得好、与红旗公社领导又有过交往的藏族干部索朗想办法把公社干部通知到那曲，让我在那曲对他们采访，也就不必到公社去了。他随即把索朗叫来，当面交待他抓紧办好这件事，并交待他在我采访时当好翻译。我虽然觉得这样的采访并不妥当，但时间紧迫，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只好这样办了。很快，索朗把红旗公社党支部书记布穷等几位公社干部通知到了那曲，我向他们了解了公社的基本情况、牧业生产发展、公社面貌变化、群众生活变化等情况，采访了一整天。傍晚布穷等人要回去时，我根据在采访中涉及到的一些人和事，向布穷提出明天能不能再让几名生产队和作业组的干部、牧民来那曲接受采访，布穷书记一口答应了。第二天，几名生产队、作业组干部和牧民来到后，我又抓紧时间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就这样，算是对这个公社进行了采访。我反复阅看了采访笔记，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了梳理，挖空心思，苦思冥想，绞尽脑汁，拼拼凑凑，堆积事例，硬憋出了我援藏工作后的第一篇新闻通讯《牧业红旗更鲜艳——记那曲县红旗公社》。写出后看了几遍，总觉得稿子写得很差劲，既没有鲜明的主题，也没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单薄不充实，更没有生动的细节，文字也很枯燥，平平淡淡，太一般化，实在拿不出手。可凭已有的采访掌握的材料，也不可能把稿子写得好一点了。我惴惴不安地把稿子送到邮电局，发电报传送到报社编辑部（《西藏日报》驻地记者都用电报发稿），《西藏日报》于9月16日刊登出来了。报纸来到那曲以后，唐副部长拿着报纸对我说：“你到那曲牧区这么短的时间，能把红旗公社的报道写成这个样子，真的很不错了，难为你了。”我对稿子写得怎么样自己心中有数，也就没有说什么，只是对他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表示了感谢。稿子见报后，我仅有的一点感觉就是总算交了差。 稿子见报三四天后的一天晚上，天低云暗，雪花飘飘，北风萧萧，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兼宿舍里百无聊赖发呆。突然，一阵敲门声把我从发呆中惊醒。打开门一看，我大吃一惊，来人是河南省派出的和我同一批的援藏干部、分配到阿里地区一个县任副县长的何东成（内调后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南阳地委书记、河南省省长助理）。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河南日报》驻新乡地区记者站当记者时，他在新乡地委宣传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那时我们就比较熟悉了。万万没想到，还会在藏北高原再见面。他乡遇故知，风雪故人来。见面后我俩互相打量，都很高兴。我问他怎么会到那曲来找我？他说他在拉萨参加自治区召开的农牧业生产会议，会议在安排开展冬春农牧业基本建设，讲到牧业要学习和推广红旗公社发展牧业的经验时，正好《西藏日报》刊出了我写的红旗公社的那篇报道。主持会议的领导脱离开讲稿，顺便说今天的《西藏日报》上刊登了红旗公社的事迹，大家可以看一看。他找来报纸，看到文章作者是我的名字。按照援藏业务技术人员对口支援的原则，猜想我在《河南日报》是当地方记者的，进藏后《西藏日报》很可能分配我到那曲地区记者站工作，不然哪会写出红旗公社的报道。他说会议安排明天到红旗公社参观考察，与会人员今天傍晚来到了那曲。他晚饭后试着到地委院内打听记者站找我，果然找到了我。我俩聊了各自进藏以后的工作生活情况和感受，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因晚上还要听取明日的会议日程安排，不能多停留就告辞了。送走何东成以后，我心想红旗公社的报道写得那么差劲，但还有人重视，还有人推荐，有人阅读，这说明新闻报道在西藏对推动实际工作还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我想那篇报道之所以写得很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没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的材料不多，没有把最本质的东西发掘出来。如果有机会、有条件，一定要到红旗公社住上一段时间，多跑多看多听，深入采访总结这个公社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把最有特点、最有特色的东西报道出去，努力写出较好的新闻。 |
